最近心血来潮重读一遍《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以下简称GGS），颇有感触。
GGS探讨的深度展现出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在学术界评价很高，曾荣获1998年美国普利策奖。
作者贾雷德·戴蒙德是美国演化生物学家、生理学家、生物地理学家以及非小说类作家。他出身书香门第，母亲是钢琴家、语言学家，父亲是医学家，曾帮助创建了小儿血液学（儿童血液疾病）学科，还帮助建立起美国血库系统。
更让人羡慕的是，促成贾雷德写出这本书的，很大程度是一通来自麦克阿瑟基金会打来的电话，大致意思就是告诉他（当时已经是大学教授）：你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我们给你5年既有自由又有报酬的时间，希望你好好利用这一自由，做点重要的事情。你的人生到目前而言，都在撰写关于胆囊和新几内亚鸟类的学术论文，没能发挥出你的潜能！
因此，贾雷德为了研究取材，光是新几内亚岛（澳大利亚北部的一个岛屿）就去过几十次，而且和当地土著同吃同住，积累了丰富的实地考察经验。
言归正传，GGS的主题，实际上是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同的大陆上人类以如此不同的速度发展。
我们知道，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就是通过征服、流行病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来形成现代世界的（对应本书书名）。
那么，为什么是欧洲人对美洲进行殖民，而不是反过来？不同洲际大陆发展差距何以如此悬殊？
根据贾雷德的总结，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因素有四点：
第一、环境差异。各大洲可供驯化的动植物资源差距很大，这对人类的食物生产活动至关重要，更多的粮食可以供养更多的人口，同时为社会分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有了盈余的粮食，人类社会可以分化出非农业人口，如工匠、士兵等。以可供驯化的生物资源来说，欧亚大陆最得天独厚，非洲次之，美洲就差多了，而澳大利亚简直是不毛之地。
第二、影响传播与迁徙速度的条件。在欧亚大陆上，传播与迁徙的速度最快，因为欧亚大陆的大陆轴线是东西向的，而且生态与地理障碍比较少。对牲口与农作物的传播而言，道理再清楚不过了，因为发育、滋长受气候的影响，而气候又受纬度影响。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技术发明的传播，在非洲和美洲，传播的速度就相当慢了，因为它们的大陆轴线为南北向，生态与地理障碍较难克服。你可以打开世界地图，更直观地感受每块大陆地理条件的差异。
第三、影响各大洲之间传播的因素。作物、牲口、技术，也可以通过各大洲之间的传播获得。各大洲与外界沟通的难易程度不同，有些大洲与外界较为隔绝。在过去6000年中，从欧亚大陆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传播是最容易的，非洲大部分牲口就是这么得来的。
第四、各大洲在面积或人口总数上的差异（严格来说和第一点有重合之处）。面积越大、人口总数越多的大洲，发明家越多，相互竞争的社会越多，创新也越多——采借和保持创新的压力更大，因为不这么做就会被竞争对手淘汰。世界上的各个陆块中，欧亚大陆的面积最大，相互竞争的社会数量也最多，澳大利亚与新几内亚就小得多了，塔斯马尼亚更不用说了。美洲的面积虽然很大，在地理和生态上却很碎片化，实际上像是没有紧密联系的几个小陆块。
关于第四点，很值得聊一聊。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面对人口、土地面积远不如自己的英国，可以说是一触即溃，开启了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序幕，以血淋淋的事实向全世界展示了近代亚洲和欧洲的科技水平差距。
近代，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人口数量，中国都远远领先英国甚至整个欧洲，并且，古代中国的技术发展水平一度是领先于世界的，唐宋时期，中国的铸铁、罗盘、造纸、印刷等技术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而且有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和军队，早在明朝建立前，中国的航海技术就足以让世人瞠目（详见鄱阳湖之战陈友谅使用的巨舰），曾经傲视群雄的天朝上国，为什么会突然“熄火”，被“夷人”后来居上呢？
这种宏大层面的问题，当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贾雷德给出的主要原因是：政治体制。与前文第四点对应，即竞争越多、创新也越多——不至于被竞争对手淘汰。
政治体制如何影响科技水平发展？
中国的统一体制与欧洲的诸邦并立各有渊源，由来已久。
公元前221年，中国首次实现了政治统一，此后大部分时间里都维持着统一。虽说秦汉之后中国分裂过几次，但是分久必合，统一仍是常态。
与之相对，由于复杂的地缘政治、城邦国家传统等原因，欧洲在政治上却从未统一过，即使像查理大帝、拿破仑、希特勒这样的枭雄也没能完成此项霸业，甚至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也不过拥有欧洲一半的土地。
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与西方国家逐渐出现差距，关键的时间节点是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朝。
永乐年间，郑和奉明成祖之命率领帝国舰队开始他的七次远航，历时二十八年，访问了三十多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的国家和地区，史称“郑和下西洋”，总航程达七万多海里。郑和下西洋同时也是古代中国史上第一次由中原王朝大规模组织的大航海，足足早了西方半个多世纪，其航程之远及船队规模之大，为当时罕见。（郑和航行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条：一为安抚东南亚诸邦，“宣德化而柔远人”；二为寻找建文帝朱允炆，这一点可在《明史》中得到查证；三为同印度诸国建立联系，以便从腹背夹击帖木儿帝国。）
郑和远航时，哥伦布甚至没有出生。直到半个多世纪后，哥伦布才为他的航海事业奔走在欧洲各国寻求赞助，只不过，君主们都觉得这行当没什么利可图，在游说了十几年后，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一世终于答应给他资助，后来，西班牙在美洲进行了殖民，其他欧洲国家看见源源不断的财富流入西班牙，心痒难耐，也立即开始了对美洲的殖民。英国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且殖民的手段更加高明。（通俗来说，西班牙和英国代表两种当时典型的殖民战略，前者是 “杀鸡取卵”，后者是 “借鸡下蛋”，当然，这种“借”不会以友好协商的方式进行），至少有六国加入了殖民与掠夺行列。譬如大炮、电灯、印刷术、小型火器以及不计其数的其他发明，都经过上述同样的过程才在欧洲流传开来，类似抄作业现象：开始时，都在某个国家因为某种特殊理由而受到忽视、冷落，一旦有某个国家采纳，其他各地即争相仿效。
专制统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国家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和专制君主个人综合能力密切绑定在一起。古代中国，天下所有权力向皇帝或其代言人（外戚、宦官、权臣等）集中，若统治者开明睿智（如唐宗宋祖），则国家强盛；统治者昏庸残暴（如商纣夏桀），则王朝的命运岌岌可危。另外，正所谓“船大难掉头”，由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每次王朝更迭，新旧势力的颠覆，伴随着破坏与杀戮，势必对整个社会造成猛烈的冲击，重建社会秩序需要相对比较长的时间；欧洲，长期存在的封建制度导致地方贵族势力强大，加上教会的的制衡，难以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在大部分时期，专制君主往往受各方势力的掣肘，甚至有国王亲自前往教皇驻地请求教皇的宽恕（亨利四世的卡诺莎之行）。
如果哥伦布出生在明朝（排除成长环境的文化因素），是否能帮助中国一骑绝尘、横扫戎夷？
答案是不能，他甚至没机会和皇帝说上话。
对于专制王朝来说，尴尬的地方在于：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人很难接触到权力中心，而处于权力中心的核心官僚系统，骨子里却抵触社会的创新行为，因为产生的新贵阶层毫无疑问会动摇自身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