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及其后果为人类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泰德·卡辛斯基（Ted Kaczynski）在他的论著 《工业社会及其未来》 开门见山地指出。
千万不要误会，这可不是什么大学教授、社会学者的无病呻吟。1978 年至 1995 年间，卡辛斯基在全美范围内针对他所认为推动现代技术和破坏环境的人邮寄或放置炸弹，目的是摧毁现代工业体系。
听起来很可笑，不是吗？很多人也许会嗤之以鼻，不过在此之前，不妨先快速浏览他的生平。
卡辛斯基，1942 年生于美国，上小学时智商被测出高达167，并跳过了六年级上了中学，16 岁时便获哈佛大学数学系录取，本科毕业后进入密歇根大学攻读数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口试评委认为他的博士论文十分深奥，全美只有十余人能够理解。1967 年末，25 岁的卡辛斯基受聘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上最年轻的数学系助理教授。
按照这个剧本进行下去，卡辛斯基的前途应该是无限光明的，但是他在两年后就无声无息地辞职了，在蒙大拿州过着隐居生活，靠种菜和打猎为生。没有人知道这个时候的他心里在想什么，后来有人认为，正是在哈佛大学，卡钦斯基第一次接触到了关于社会罪恶的想法，他开始将这些思想发展成他的反技术革命意识形态。7 年后，卡辛斯基进行第一次有记录犯罪，目标是美国西北大学工学院材料系教授巴克利·克利斯特。
随后，卡辛斯基总共制作并发出共 17 个邮包炸弹，造成 3 死 25 伤。伤者包括多名科学家，有些人因此丧失视力、听觉或手指。因为他专门以大学教授和航空公司为目标，FBI 称他为“大学炸弹客”。他的炸弹主要通过人工投递或邮寄送达，让 FBI 探员束手无策。
1995 年，卡辛斯基写了一篇 3.5 万字论文《工业社会及其未来》 并致函各大媒体要求刊出，并写下自己的犯案宣言：“科学盲目发展，无视人类真正的福祉。”他表示若《纽约时报》及《华盛顿邮报》刊登他的论文，就会停止制造连环炸弹袭击。
联邦调查局最终以“阻止炸弹案再次发生”为由，允许刊登其论文。
卡辛斯基在《论工业社会及其未来》中解释了自己的犯罪动机。他认为工业社会必将侵蚀人类自由，技术革新将会带来过度发展的人类基因工程，致使人类不断适应并服务于社会体系，并最终被后者完全控制。因此他主张为了推翻工业体系的革命，作为象征，他将推动科技发展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等高级技术人才作为袭击目标，企图以科技倒退的形式达成人类自由的解放。
1995 年 9 月，卡辛斯基的弟弟戴维在看过报纸上刊登的文章后开始产生怀疑，他发现哥哥寄给报纸的信件相关内容可以追溯到 1970 年代，这些信件用类似于《工业社会及其未来》一文的措辞抨击科技滥用。于是，戴维雇私家侦探暗中调查哥哥的活动，等到私家侦探搜集到证据后，他再雇一名律师同联邦调查局联系。 1996 年 4 月，美国 FBI 终于在蒙大拿州一处森林小屋将卡钦斯基捉拿归案，屋内还有制造炸弹的零件和 4 万页手写日记。
同月内警方以国内恐怖主义、谋杀、使用及制造炸弹等多项罪名对他进行起诉，卡辛斯基对所有与炸弹有关的联邦指控认罪，并拒绝律师为其辩护，因为认罪，加州法院最后判处他 4 个无期徒刑外加 30 年有期徒刑，躲过死刑。
2023 年 6 月 10 日，时年 81 岁的卡辛斯基在巴特纳联邦医疗中心的单间内被发现死亡，死因不明，疑似自杀。
卡辛斯基的案件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一方面，他获得了许多标签：无政府主义者、国内恐怖主义者，新卢德主义者，大学航空炸弹客（Unabomber）；另一方面，《工业社会及其未来》的一些论点获得了普遍认同，甚至为影视创作提供了灵感（《黑客帝国》、《心灵捕手》等）。
《论工业社会及其未来》提供了审视现代社会的全新视角。
《论工业社会及其未来》
全文共分 21 个章节，这里节选一些个人认为比较精辟的内容并附上部分注解。
介绍
文章开始就简要明了的指出现代工业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并主张发动针对工业体系的革命。
工业革命及其后果为人类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这两者极大地增加了我们这些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口的预期寿命，但也破坏了社会的稳定性，令生活空虚无谓，剥夺了人类的尊严，导致了心理疾病的扩散（以及第三世界里的生理疾病扩散），还严重地破坏了自然界。技术的继续发展将令上述情况进一步恶化。人类尊严必将遭到进一步剥夺，自然界也必将遭到进一步破坏。
······假如这一体系崩溃，结果依旧会十分痛苦。但是体系规模越大，崩溃造成的结果就越可怕。因此假如真要崩溃的话最好赶早不赶迟。所以我们主张发动针对工业体系的革命。这场革命可能使用或不使用暴力，可能突然完成也可能在几十年时间里相对循序渐进地进行。我们无法预测这一点。但是我们的确为那些憎恨工业体系的人们勾勒了一套十分宽泛的方法，从而为反对这一特定社会形式的革命铺平道路。这不是一场政治革命。革命目标并非推翻政府，而是颠覆现存社会的经济与技术基础。
过度社会化
过度社会化的人与轻度社会化的人相比更容易在思想与行为上受到社会期待的限制。因此，过度社会化的人在心理上像被戴上了枷锁，一辈子都在社会铺设的轨道上运行。对于许多过度社会化的人来说这都会导致约束感和无力感，令其十分难熬。
可以这么说，这些价值观成为官方价值观的原因是因为它们对于工业体系有用。暴力遭到阻碍，因为它会破坏体系的功能。种族主义遭到阻碍，因为种族冲突会扰乱体系运行，歧视可能对体系有用的少数群体成员则会造成人才浪费。贫困必须被“治愈”，因为下层阶级会给体系造成问题，其他阶级在接触下层阶级时士气也会下降。鼓励妇女创立自己的事业是因为她们的才能对体系有利，更重要的是因为经常性工作的女性更容易整合到体系当中，并直接与体系而不是家庭相联系，这有助于削弱家庭凝聚力。 （体系的领导人说，他们希望加强家庭，但他们真正的意思是他们希望家庭根据体系的需求成为儿童社会化的有效工具。
权力过程 🌟
权力过程(power process)，全文最核心的概念。作者认为权力本身是远远不够的，一个人必须有行使权力的目标。并且下文也会提到现代社会问题的根源之一在于对权力过程的打断。
人类有一种需求（可能有生物学基础），我们称之为"权力过程"。这与对权力的需要紧密相关（这一点得到了广泛承认）但并不完全一样。'权力过程'有四大要素。其中最明确的三个我们称之为目标、努力与目标实现。（每个人都需要目标，目标的实现需要努力，他至少需要成功实现一部分目标）第四个元素很难定义，未必对所有人都有必要。我们叫它自主。
每个人都有目标，首先是获得生活必需品：食物，水和与生活在特定气候区域所必须的衣服和住所。但有闲的贵族毫不费力就能获得这些东西。因此，他会感到无聊和意气消沉。
如果目标是生存必需品，未能获得重要目标就会导致死亡；如果目标对生存有益，未能获得目标就会使人感到受挫。在整个生活当中一直没能获得目标将会导致失败主义，自卑或抑郁症。
替代性活动
替代性活动表示追求自行设立的人为目标的行为，人们之所以树立这些目标只是为了能够为之努力，或者说仅仅是为了追逐目标过程中的“满足感”。
我们使用 “替代活动”这个名词来表示追求自行设立的人为目标的行为，人们之所以树立这些目标只是为了能够为之努力，或者说仅仅是为了追逐目标过程中的“满足感”。这是识别替代活动的关键。假设某人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去追求目标 x，你不妨问自己：如果他要投入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来满足自己的生理需求，而且他需要以多种不同且有趣的方式发挥自己的体力与脑力，他是否会因为没能达到目标 x 而感到非常失落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此人对于目标 X 的追求就是替代活动。
······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只需付出很少的努力就足以满足自己的生理需求。只需要参加技能培训计划并学一点手艺，按时上下班，为了完成工作而投入最少的努力，这就足够了。唯一的要求是一般水平的智力以及单纯的服从，后者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有这些特质，社会就会从摇篮到坟墓一直照顾你。
······对于许多人（如果不是大多数人）来说，替代活动都不如追求真正的目标（也就是即使权力过程的需求已经满足之后依然希望获得的目标）那样令人满意。这一点的表现之一是，在许多或者大多数情况下，深入参与替代活动的人永远不会满足，从来没法休息。因此，商人不断致力于获取越来越多的财富。科学家刚解决了一个问题就又着手解决下一个。长跑运动员总是驱使自己跑得更远更快。很多追求替代活动的人会说他们从这些活动中得到的满足感远远多从“平凡”的工作或生理需求的满足，但是这是因为在我们的社会满足生理需求所需要的努力已经降低到了不值一提的程度。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满足生理需求的方式并非自主，而是充当巨大社会机器零件。相反，在追求自己的替代活动时人们普遍有很大的自主性。
自主性
自主性作为权力过程的一部分，可能并非对所有人都有必要。但是大多数人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时都需要或多或少的自主。他们的努力必须由自己主动进行，并且必须遵从自己的方向，受自己的控制。然而，大多数人都不必非得作为单一个体发挥主动性、遵从方向并进行控制。
······的确，有些人似乎并不需要自主。可能他们的权欲并不强，或者他们通过从属于强大的组织来获得了满足感。还有一类不假思索的、动物般的人，似乎单纯的肉体权力感就能使其感到满足（优秀的士兵通过战斗技能来获得权利感，他对于盲从上级感到相当满意）。
但大多数人还是要通过权力过程——确立目标，自主努力，实现目标——来获得自尊，自信和权力感。当一个人没有足够的机会来经历整个权力过程的时候，将会导致（取决于个人条件和权力过程遭到中断的方式）无聊，士气低落，低自尊，自卑感，失败主义，抑郁，焦虑，内疚，沮丧，敌意，虐待配偶或子女，永不满足的享乐主义，不正常的性行为，睡眠障碍，进食障碍等。
社会问题的根源
现代社会要求人们在一套截然不同的条件下生活，在这套条件下，人类种族的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与早先条件下所养成的行为模式发生了冲突。现代工业社会所造成的异常情况是人口密度过大，人与自然相隔离，社会变革过快的和突破以及自然小规模社区——如大家庭、村庄或部落——的瓦解······这些都是造成现代社会问题的原因，但作者认为主要原因是现代社会对权力过程的打断。
传统观念的崩溃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维系传统小规模社会群体的纽带的崩溃。现代社会环境往往要求或诱使个人脱离自己的社区移动到新的地点，这一事实对于小规模社会群体的解体也有促进作用。除此之外，科技社会如果要有效地发挥作用，就必须削弱家庭关系和地方社区。在现代社会中个人首先必须忠于体系，其次才能忠于小规模社区，因为如果小规模社区的内部忠诚强于对体系的忠诚，这样的社区会牺牲体系来为自己追求好处。
假设公职人员或公司的执行总裁任命他的表兄弟、他的朋友或者教友担任某职位而不是任命最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人。他将个人忠诚放在了体系忠诚之前，这就是“裙带关系”或“歧视”，这两项在现代社会中都是可怕的罪行。未能成功地将个人或地区忠诚置于体系忠诚之下的准工业社会通常是非常低效的（例如拉丁美洲）。因此，一个先进的工业社会只能容忍那些遭到阉割与驯服并被体系当做工具的小规模社区。
我们将人类的欲望分为三类，（1）可以通过最少努力得到满足的欲望；（2）需要付出大量努力才能满足的欲望；（3）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充分满足的欲望。权力过程满足的是第二种欲望。第三类欲望越多，人们就越发沮丧愤怒，最后则会发展成失败主义与抑郁症。
现代工业社会倾向于将人类的自然欲望推向第一类与第三类，第二类欲望则越发人为。
有些社会科学家、教育者、“精神健康”专业人士以及其他类似人物正在竭力将社会欲望推入第一类，从而使所有人都能拥有满意的社会生活。
因此属于第二类的特定人为需求就被创造了出来，借以满足权力过程的需要。广告与营销的发展使人们觉得他们需要他们的祖父母们做梦也没有想过的东西。他们需要花大力气挣钱来满足这些人为需求，因此这些需求就归于了第二类。现代人想要满足权力过程的需要就必须主要依靠追求由广告与营销工业创造出来的人为需以及替代行为。
今天的人们更多依靠体系为他们或对他们所作的事情生活，而不是依靠自己为自己所作的事情生活。而他们为自己所作的事情也越来越依靠体系安排的渠道。机会大都是体系提供的，对于机会的利用也要符合规则与规定，且如果想要有机会成功就必须遵从专家指定的方法。
······的确，原始人面对某些威胁时同样无能为力，例如疾病。但是他坚忍地接受了疾病带来的风险。疾病是自然的一部分，不是任何人的错，除非是某个想象出来的、毫无感情的魔鬼。但是现代人面对的威胁都是人为的，并不是运气不好的结果，而是他人的决策强加于他的结果，而他又无力影响这些决策。因此他自然会感到沮丧，羞辱与愤怒。
······现代生活中人们有很多暂时性的欲望或冲动也会遭到抑制，因此也会落入第三类。一个人可能会生气，但现代社会不允许斗殴，很多情况下甚至不允许言语攻击。某人前往某地是可能急着赶路，也可能希望慢慢走，但一般来说都只能跟随车流行动并遵守交通信号。在许多其他方面，现代人都被一张规则之网所笼罩（或明或暗），使他的冲动无法释放并因此打断他的权力过程。大部分此类规则都不能废除，因为这些规则对于工业社会的运作是必需的。
管束人们行为的因素不止限于明确的规则以及政府。控制往往是政府以外的其他机构或者作为整体的体系通过间接胁迫、心理压力或操纵来进行的。大多数大型组织都会使用某种形式的宣传操纵公众的态度和行为。宣传不限于“广告”，有时制作人甚至没有自觉意识到自己正在进行宣传。例如，娱乐节目的内容就是一种功能强大的宣传形式。举一个间接胁迫一个例子：没有法律规定我们必须去工作，每天必须遵守雇主的命令。在法律上没有什么条文能阻止我们像原始人那样生活在野外或自行创业。但在现实当中野外环境已经极为有限，经济生活当中所能容纳的小企业主数量也是有限的。因此，我们大多数人只有成为别人的雇员才可以生存。
我们认为现代人对于长寿的痴迷以及在老年阶段维持身体活力与性吸引力的执着是一种不满足的症状，原因则在于权力过程遭到了剥夺。所谓“中年危机”也是此类症状之一。缺乏养育子女的兴趣对于现代社会来说也十分常见，但是在原始社会这种事可谓闻所未闻。在原始社会，生活是一连串的阶段。一个阶段的需要和目的已经达成之后，原始人就会自然进入下一阶段而并不感到特别勉强。一名年轻男子通过成为一个猎人来完成权力过程，他的狩猎活动不是为了取乐或满足感，而是为了得到必要的肉食。 （年轻女性的权力过程更加复杂，更加注重社会权力，我们在此姑且不加讨论）。顺利通过这一阶段后，年轻人就会毫不勉强地承担起养家的责任。（相比之下，一些现代人无限期推迟生育子女，因为他们太忙于寻求某种“圆满”。
一部分人的调整方式
并非所有生活在工业技术社会的人们都会遭受心理问题。有些人甚至对于社会现状十分满意，但是作者依然反对这种社会形式，这里可以看出卡辛斯基对个体自由以及自主性的推崇。
有些人通过认同某个强大组织或群体运动部分满足自己的权力需求。缺乏目标或权力的个人会加入一个组织或运动，接受其目标作为自己的目标，然后努力实现这些目标。当这些目标中的一部分达成之后，即使个人的努力在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只起到了不太重要的作用，个人依然会（通过对于运动或组织的认同）感到自己已经完成了权力过程。
······但是即使大多数人在工业技术社会都得到了完全满足，我们依旧要反对这种社会形式，因为（原因之一是）我们认为通过投入替代行为或者认同某个组织而不是追寻真正的目标来满足对于权力过程的需求是对人的贬低。
科学家的动机
作者认为，科学家也许并不“高尚”，总体而言他们的动机既不是好奇也不是造福人类，而是完成权力过程的需要，因此科学在盲目地前进。
一些科学家宣称，他们的动机是“出于好奇”，这个概念十分荒谬。大多数科学家研究的都是高度专业化的问题，并非任何正常好奇心的对象。例如，一个天文学家、数学家或一个昆虫学家会对三甲基丁烷的特性感到好奇吗？当然不会。只有化学家才会对此感到好奇，因为化学是他的替代活动。
无疑，大多数科学家也像大多数公众一样多少易于受到广告与营销手段的影响，也需要金钱来满足他们对于商品和服务的需要。因此科学研究并不完全是替代行为，但在相当程度上是这样。
······因此科学盲目地前进，不考虑人类种族的真正福祉或任何其他标准，仅仅服从科学家以及提供研究资金的政府官员与企业高管的心理需求。
自由的本质
除了阐述自由的本质，作者还毫不避讳地表明杀人的理由：为了将信息传递到公众面前并有机会产生持久影响。
自由意味着（以个人或小群体成员的身份）控制关乎本人生死的问题：食物，衣物，住所以及抵御环境当中任何可能的威胁。自由意味着拥有权力，不是控制他人的权力，而是控制自身周边环境的权力。如果任何其他人（尤其是大型组织）对某人有权力，那么这个人就不自由，无论这种权力的实施有多么宽容放纵。绝不能将自由与放纵混为一谈。
······本节还要再说明一点：人们不应因为某人声称自己足够自由就认为他足够自由。自由部分受到了心理控制的约束，而人们无法感知这种心理活动。此外人们对于自由的感念也不是由他们的真正需要决定的，而是取决于社会常规。
“如果任何其他人（尤其是大型组织）对某人有权力，那么这个人就不自由”，这句话我完全同意，但自诩先知的卡钦斯基，是否拥有随意剥夺他人生命的权力？这也能看出他的极度冷血和自负。
几条历史原则
作者认为，历史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不规则组成部分，由无法预知也不遵循任何明显模式的事件组成；另一个是规则组成部分，由长期历史趋势组成。对于长期趋势，有如下五条原则：
第一条原则。假如一个小改变影响了长期历史趋势，这种影响只能是暂时性的，趋势很快就能逆转回到原来的状态。（举例：政治反腐改革几乎总是只能取得短期效果，改革者终将懈怠，腐败也总会卷土重来。任何一个给定社会的腐败程度都是恒定的，或者只会随着社会的演变发生缓慢的变化。正常情况下，反腐改革只有在伴随着广泛社会变革的情况下才能取得长期效果，小规模改变是没有用的。）如果某个小改变看似在长期历史趋势当中取得了长期影响，这只是因为这个改变的方向与大趋势相一致，因此趋势没有得到改变，只是向前推进了一步。
第二条原则。假如一项改变足够大，可以永久改变长期历史趋势，那这项改变必然影响整个社会。 换言之，社会体系中的各个部分都是相关的，不可能永久性改变任何重要部分而不改变所有其他部分。
第三条原则。假如一项改变足够大，可以永久改变长期历史趋势，那么任何人都无法预测社会整体将如何改变。（除非许多其他社会也经历了相同的变化与同样的结果，这样才可以在经验基础上预测下一个经历了此类改变的社会可能会遭受类似的结果。）
第四条原则。新型社会无法从纸面上创造出来。 换句话说，你无法提前设计新型社会，并期待该社会在得到建立之后会按照设计来运行。
第五条原则。人们并不有意识地并理性地选择他们所属社会的形态。是通过社会演化而形成，不受人的理性控制。
在此说明一下：根据第一条原则，一般说来进行社会改革的尝试要么遵从社会发展的方向（因此仅仅加速了无论如何都要发生的改变）要么就只有暂时性的效果，而社会很快就会恢复原状。如果要在任何重要的社会方面遵循发展方向进行持续性的改变，改革是不够的，必须诉诸于革命。（革命并不必然意味着武装暴动或推翻政府）根据第二条原则，革命绝不会仅仅改变某一个单独社会方面；根据第三条原则将会发生革命者们未曾期望或不想看到的改变。根据第四条原则，革命者或乌托邦主义者们建立的新型社会永远无法按照计划运作起来。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工业技术社会无法得到改良
技术至少早在工业革命时就就已经有了以个体自由与地方自主非为代价来加强体系的持续趋势。因此任何保护自由不受技术损害的改变都与我们社会的基本发展趋势相悖。这样的改变要么是暂时性的——很快就会被历史的潮水所淹没——要么就会因为足够产生永久性效果而改变我们这个社会的本质。
体系不能接受自然世界的无序，因此必须紧密监管人类行为，唯此才能正常运作。
体系必须强制人们的行为越发远离人类行为自然模式。例如体系需要科学家、数学家与工程师，否则就无法正常运作。因此儿童们担负了要在这些领域出类拔萃的巨大压力。青少年将大量时间花在静坐学习上是不自然的。正常的青少年希望花时间来能动地接触真实世界。原始民族训练儿童所做的事情与自然的人类节律自然和谐。例如美洲印第安人就会训练男孩到户外相互追逐——正是男孩子喜欢做的事情。但是在我们的社会儿童被迫学习技术学科，大多数儿童对此都不情不愿。
······在任何一个技术发达的社会，个体命运都必须依赖于那些他本人不能施加实质性影响的决策。技术社会无法分解成小型自主社区。因为生产有赖于极大数目的人和机器的协作。这祥一个社会必须是高度组织化的，而且不得不做出影响极其大量人口的决策。打个比方，当一个决策影响一百万人时，每一个被影响的个人对于该项决策平均只有百万分之一的影响力。实际上，决策往往是由政府公务员、公司主管抑或技术专家做出的，但即使是公众投票进行决策，一般也会因为投票人数过多而使得任何个人的投票不起什么实质性作用。因此，大多数个人不可能对于影响他们生活的重大决策产生任何值得注意的影响。在技术发达社会中，这一点是无可救药的。体系试图通过使用宣传手段来诱使人们主动要求那些已为他们作好的决策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使这种“解决办法”非常成功地让人民在感觉上好了一点，它也依然是对人类的一种贬低。
在现代工业体系中，体系的需求凌驾于人类之上。
······ 体系的存在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求，仅仅以满足人类需求为目的的体系也不可能存在。相反，体系会改变人类的行为以适应它自己的需要。 这与可能假装引导技术体系的政治或社会意识形态无关，而是技术本身的问题，因为体系不是由意识形态引导的，而是由技术需求引导的。当然，体系满足了人类的许多需求。但一般说来，只有在满足人的需求对体系有好处时，它才会这样做。体系本身、而非组成体系的个人的需求才是至高无上的。例如，体系供给人们粮食，因为如果每个人都挨饿体系就不能运转；在方便的情况下，体系也会照顾人们的心理需求，因为如果太多的人感到压抑或变得反叛，体系就不能运转。但是，体系有许多充分且实际的理由要不断地对人施压，改变他们的行为以适应体系的需要。比方说，假如垃圾积累过多，那么政府、媒体、教育系统以及环保主义者就会一拥而上，用铺天盖地的垃圾回收利用宣传来淹没我们。假如体系需要更多的技术人员，那么各种声音就会组成一场大合唱来劝诱儿童学习科学。没有人停下来问一问：强迫青少年花费大量时间来学习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十分讨厌的东西是否人道。当技术工人因技术进步失去工作而去接受“重新训练”时，没有人问一问：像这样把他们推过来拨过去对于他们来说是否太屈辱。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一个人都必需向技术的需要低头，而且理由十分充分：如果人的需求被摆在了优先于技术需要的地位，就会出现经济问题、失业、短缺甚至更糟。在我们的社会当中，“精神健康”的概念主要被定义为在多大程度一个人能够根据体系的需要行事并且不会流露出承受精神压力的迹象。
技术的负面效应不可能与正面效应完全分割。
即使医学进步可以不依赖技术体系的其他部分，这一进步本身也会带来特定的弊端。例如，假设我们发现了治疗糖尿病的办法。带有糖尿病遗传倾向的人就会生存下来并且与他人一样繁殖，淘汰糖尿病基因的自然选择就会中止，而这类基因就会在人口中扩散。（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现象已经发生了，因为糖尿病虽然仍旧不可治愈，却可以用胰岛素控制）许多其他疾病的易感性也会受到人口遗传退化的影响。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无非是优生学计划或者大规模人体基因改造工程。 换句话说，未来的人类将不再是自然、偶然或者上帝（根据各人哲学观点而异）的造物，而是人造的产品。
······再举一个医学进步导致负面后果的例子。假设人们发现了治疗癌症的可靠方法，哪怕这种疗法过于昂贵，只能用于少数精英，依然会极大地削弱人们制止致癌物质逸入环境的意愿。
技术的社会力量相比自由强大的多，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对人类自由一步步蚕食的过程。
请想像两个邻居争地的案例，开始时两人各有一块同样大小的地皮，但其中一个比另一个强有力，强的那一个要占对方一块地，弱的那一个拒绝了。强的说“那好吧，让我们妥协，给我原先要的那块地的一半就行。”弱的没办法，只能让步。过了一些时候，那个强的邻居又要另一块地，然后又妥协，直这样妥协下去。通过一系列强加于弱者的妥协，强者最后占了他所有的地。在技术与自由的冲突中，情况也是一样。
机动车辆交通就是典型的例子，一项新技术的出现势必改变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因此改变。
以机动车辆交通为例。从前步行者可以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可以按照自己的步调行走，不用遵守任何交通规则，不依靠任何技术支持系统。机动车刚刚出现时好像增加了人的自由的。它们没有夺去步行的人的自由，任何人只想要不想买汽车就可以不买，而买了汽车的人则可以比步行者走得快得多。但是机械化运输很快就改变了社会并大大地限制了人的移动自由。当汽车多起来了之后，大规模地管制它们的使用就变为必需了。开上汽车之后，特别是在人口密集的地区，人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步调去自己想去的地方，人们的移动为车流和各种各样的交通法规所限。人们将为各种各样的义务所累：牌照、驾驶员考试、更换注册、保险、安全维修、每月付车款，等等。尤其是人们不再拥有选择是否使用机动车辆交通的自由。自从有了机动车辆交通，我们的城市的布局已有了很大改变：大多数人的居所已不在其工作场所、购物区和娱乐区的步行距离之内，因而他们不得不依赖汽车交通或者必须使用公共交通。这时他们对自己的移动的控制更少于自己开车。甚至步行者的自由也变到了很大限制。在城市里，他要不断地停下来等待为汽车交通而设计的红绿灯。在乡下，机动车交通也使得沿高速公路行走变得危险而难受。（注意我们在机动车案例中阐述的重要论点：一项新技术刚开始往往是以一种备选的面目出现的，作为个人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但它不一定停留在备选的位置上。在许多情况下，新技术会改变社会，最后人们会发现他们自己将要被强制去使用它）
技术进步在无数方面都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最大的问题是剥夺了个人对命运的控制。
尽管技术进步作为整体不断压缩我们的自由空间，但是每一项新的技术进步单独考虑都是可取的。电、室内上下水管道、快速远距离通讯……一个人怎么能反对这些东西呢？怎么能反对数不清的技术进步呢？正是这些技术进步造就了现代社会。 许多人都觉得许多好东西合到起就会变成坏东西是一个有悖常理的想法，因此我们将用一个类比来说明。假设 A 先生与 B 先生下棋，而 C 先生是一位特级大师，站在 A 先生后面看棋。A 先生当然想赢，于是 C 先生给他支了一步好招，他是在帮 A 先生。但现在假设 C 先生告诉 A 先生这盘棋的全部下法，情况会如何呢？在两种情况下，C 先生都是给 A 先生支好招来帮他，但如采他替 A 先生走完这盘棋，他就等于把这盘棋搅了，因为如果有其他人替他走棋，A 先生还下个什么劲呢？现代人的处境十分似于 A 先生。体系在无数方面都方便了个人的生活，但这样它就剥夺了个人对于自己命运的控制。
控制人类行为
现代技术正在开发改造人类的方法，这种改造非常成功，并且难以察觉。
······娱乐业为现代人提供了逃避现实的必要手段。当人们关注于电视、录像等时，就会忘悼紧张、焦虑、挫折、不满等情绪。许多原始民族在无需劳作的闲暇时候很乐意一连坐上几个小时无所事事，因为他们与自身以及外在世界和睦相处。但是多数现代人必须不停地忙碌或不停地娱乐，不然就会“厌倦”，坐立不安、心神不定、烦燥易怒。
我们今天所见的社会动荡肯定不是偶然，只能是体系强加于人们的生存条件所造成结果（我们曾经论证过这些条件中最重要的是权力过程的中断）。如果体系能够成功地对人类行为施加足够的控制以保障其自身的生存，那么，人类历史将跨越一条分水岭。过去，人类耐受力的界限曾经成为社会发展的界限，但是工业——技术社会将能够通过改造人类—无论是依靠心理学方法还是生物学方法，抑或双管齐下——来逾越这些界限。未来的社会体系将不再作调整以适应人类的需要，而是人类作调整以适应社会的需要。
······即使某一项新技术的使用一开始是非强制性的，它也不一定一直都会是非强制性的，因为新技术将改变社会，以致于个人离开了该项技术就很难或无法生存。这同样适用于涉及人类行为的技术。在一个大多数儿童都接受使之热爱学习的训练计划的世界里，家长几乎是被迫送他的孩子接受这种训练计划的。如果他不送，他的孩子长大后和其他人相比就会显得像个笨蛋，并因此而失业。再假设人们发明了一种生物学疗法，可以大大减少困扰我们社会中许多人的紧张症，并且没有什么副作用。如果许多人都接这种治疗，社会的总的紧张水平就会降低，而体系也就可以增强制造紧张的压力。事实上，类似现象已经在我们的社会中出现了，这就是大众娱乐，我们社会使人们能够减少（或至少暂时逃避）紧张的最重要的心理学工具之一。大众娱乐的使用是非强制性的：没有任何法律要求我们一定要看电视、听收音机、读杂志。然而，大众娱乐已经成为了我们之中大多数人所依赖的逃避或减少紧张情绪的手段。每一个人都抱怨电视节目尽是垃圾，但几乎每一个人都看电视。有些人可能不看电视，但令天已很少有人拒绝任何形式的大众娱乐。（然而，直至相当切近的人类历史时期，大多数人仅仅享用本地社区的娱乐便能够过得很好）。
对于那些认为这一切无非是科幻小说的人们，我们想指出，昨天的科学幻想小说在今天已成为了现实。工业革命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环境和生活方式，完全可以预期，随着技术不断地应用于人类的身体和思维，人类自身将发生的变化不会小于其环境和生活方式已经产生的变化。
十字路口的人类
如今体系正面临一场危机，人类将处于十字路口，服从或反抗，没有任何中间道路。
体系目前正在为克服某些威胁到其生存的问题进行着拼死的斗争，在这其中最重要的或许就是人类行为问题。如果体系能够及时地掌握充分控制人类行为的能力，它就多半能够生存下去。否则它就会崩溃。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多半在今后几十年，大约在 40 至 100 年间，就能见分晓。
·····今后几十年的危机如果能过去，那时体系就不再需要为生存而加强控制了，但不要想像体系会因此而停止进一步发展控制人与自然的技术。正相反，一旦艰难时期过去了，体系将更迅速地加强对于人与自然的控制，因为它将不再为今日所面临的困难所掣肘。
但另一方面，请假设今后几十年的压力超出了体系的承受能力。如果体系崩溃，可能会有一个混乱时期，“动乱年代”，就像在过去各个对代历史所记载的那样。不可能预见动乱年代最后会产生什么结果。但无论如何人类会被赋予一个新机会。
未来
如果工业社会成功抵御危机（现在看确实如此），未来会如何发展？卡辛斯基无疑是悲观的：
首先，让我们假定计算机科学家成功地开发出了智能机器，这些机器无论做什么事都比人类强。在这种情况下，大概所有工作都会由巨大的、高度组织化的机器系统去做，而不再需要任何人类的努力。有两种情况可能发生。一种是允许机器在没有人类监督的情况下自已做出所有的决策，另一种是人类保留对于机器的控制。
如果我们允许机器自己做出所有的决策，就无法对其结果进行揣度，因为不可能猜测此类机器的行为。我们只想指出，人类的命运那时就全凭机器发落了。人们也许会反驳，人类决不会愚蠢到把全部权力都交给机器。但我们既不是说人类会有意将权力交给机器，也不是说机器会存心夺权。我们实际上说的是，人类可能会轻易地让自己滑落到一个完全依赖机器的位置，滑落到不能做出任何实际选择，只能接受机器的所有决策的地步。随着社会及其面临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而机器变得越来越聪明，人们会让机器替他们做更多的决策。仅仅是因为机器做出的决策会比人的决策带来更好的结果。最后，第二阶段将会来临，在这个阶段，维持体系运行所必需的决策已变得如此之复杂。以至于人类已无能力明智地进行决策。在这一阶段，机器实质上已处于控制地位。人们已不能把机器关上，因为他们已如此地依赖于机器，关上它们就等于是自杀。
另一方面，也可能人类还能保持对机器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也许可以控制他自己的私人机器，如他自己的汽车或私人计算机，但对于大型机器系统的控制权将落入一小群精英之手——就像今天一样，但有两点不同。由于技术的改进，精英对于大众的控制能力将会极大提高，因为人不再必需工作，大众就成为了多余的人，成为了体系的无用负担。如果精英集团失去了怜悯心，他们完全可以决定灭绝人类大众。 如果他们有些人情味，他们也可以使用宣传或其他心理学或生物学技术降低出生率，直至人类大众自行消亡，让这个世界由精英们独占。或者，如果精英集团是由软心肠的自由派人士组成的，他们也可以为剩余的人类种族扮演好牧人的角色。他们将注意保证每个人的生理需求都得到满足，每一个孩子都在心理十分健康的条件下被抚养成人，每一个人都有一项有益于健康的癖好来打发日子，每一个可能会变得不满的人都会接受治疗以治愈其“疾病”。当然，生活是如此没有目的，以致于人们都不得不经过生物学的或心理学的重新设计改造，以去除他们对于权力过程的需求，或使他们的权力欲“升华”为无害的癖好。这些经过改造的人们也许能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生活得平和愉快，但他们决不会自由。他们将被贬低到家畜的地位。
再假设计算机科学家们没有能够在开发人工智能方面取得成功，因此人的工作还是必要的。即使如此，机器也将承担越来越多的简单工作，而低能力的工人将越来越过剩（正如我们所见，这种事已经发生了。许多人很难或根本找不到工作，因为他们由于智力或心理原因而不能达到在现今体系内有用就必须达到的训练水平）对于那些找到工作的人，要求会越来越高。他们将需要越来越多的训练，越来越强的能力，他们将不得不越来越可靠、越来越规矩、越来越驯顺，因为他们将越来越像巨型有机体的细胞。他们的任务将越来越专门化，囚而他们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也将越来越脱离真实世界，仅集中于现实的一块小碎片。体系将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心理学或生物学手段来设计制造人类，使之驯顺，使之具有体系要求的能力，使之将权力欲“升华”为某些专门化的任务。但是这样一个社会的人民将不得不驯顺。这一陈述是有条件的。如果可以找到某种方法，能将竞争性导向服务于体系需求的轨道，那么社会也许会发现竞争性是有用的。我们可以想像这徉一个未来社会，生活于其间的人没完没了地为了声望和权力而竞争，但是只有少数人能够爬上独占真正权力的顶点。这是一个极其令人反胃的世界，因为在这个世界当中，一个人满足权力需求的唯一方式就是将众多他人排挤到一边并剥夺他们满足权力需求的机会。
······无论还有另外什么情况，有一点是肯定的：技术给人类创造了一个新的物质和社会环境。这个环境与人类通过自然选择而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适应了的所有各类环境都极为不同。如果人类不能通过人为的重新设计改造而适应这一新环境，那么就得通过自然选择的痛苦过程去适应它，前者的可能性要比后者大得多。
更好的办法是把这个腐朽的体系整个扔进垃圾堆，并勇敢地承受其后果。
策略
经过前文的铺垫，终于，在这一小节，卡辛斯基吐露了对工业体系进行革命的战略：将自然作为与技术抗衡的理想，并用合适的方法组织不同层次的人群参与。但是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在现代社会，发动这种特殊的革命一定需要技术的辅助(互联网，传媒等等)，也就是说，用技术反对技术，这听起来就像是屠龙者与恶龙的故事！作者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强调说：“但他们应当只将现代技术用于一个目的，那就是攻击技术体系······不要忘记人类和技术在一起恰恰就像酒鬼和一桶酒在一起。”，此处明显感觉出作者的踌躇，但又没有实际的解决方案，于是选择一笔带过，再无下文了。
出于以下原因，自然成为了与技术抗衡的完美理想。自然处于体系权力之外，是技术（它谋求无限地扩张体系权力）的对立面。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自然是美的，而美确实对公众有着巨大的感召力。激进的环境主义者们已经秉承了颂扬自然、反对技术的意识形态。根本不需要为了自然而建立某种空想的乌托邦或任何社会新秩序自然能够自己照料自己：它是自发的创造物，在有任何人类社会之前很久就存在了，而且许多不同类型的人类社会与自然共存了无数世纪却没有对它造成大的损害。只是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对于自然的影响才真正变得具有破坏性缓解对自然的压力是不用着创建一个新社会体系的，只要摆脱工业化社会就足够了。当然这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工业化社会已经对自然造成极大的破坏，医治创伤需要一个漫长的时期。另外，甚至前工业社会也能对自然造成相当的破坏。尽管如此，摆脱工业社会也能大有建树。它会缓解对自然的最严酷的压力，使创伤能开始愈合。它将剥夺有组织的社会对自然(包括人类自然)的控制能力。工业体系死亡之后，无论出现什么徉的社会，有一点是肯定的:它的人民将更贴近自然，因为没有了先进技术，这成了人们唯一能采取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正面理想是自然，即野生自然，按照其本来面目运行的地球，不依赖于人类管理、摆脱人类干涉和控制的地球生灵。我们的野生自然也包括人类本性，即不受有组织社会管制、自主运行的个人，成为偶然性或自由意志或上帝（由你的宗教或哲学观念）的产物。
······在高层次上，意识形态必须针对高智力、有思想且理性的人们。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核心，由基于理性与缜密考虑的工业体系反对者组成，这些人完全了解问题及其两面性，了解摆脱工业社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吸引这种类型的人尤为重要，因为他们能起到影响他人的作用。对于这些人要尽量在理性的层次上做工作。不应故意歪曲事实，也不应使用过激的语言。这并不是说不能诉诸情感，而是说在这样做时必须注意避免歪曲真相，避免以任何方式毁掉意识形态在理智方面的体面。
在第二个层次上，应当以简化的形式宣传我们的意识形态。这种方式将能够使不事思考的大多数人以没有歧义的方式看到技术与自然的冲突。但即使在这个层次上，也不应以廉价过激或非理性的语言表达意识形态，因为这会疏远那些有思想和理性的人。廉价过激的宣传有时会获得令人印象深刻的短期效果，但从长远看。保持少数出于理智而献身的人们的忠诚。比激发一群没有头脑、变幻无常的乌合之众的热情更有价值。后者只要有个什么人搞出点更好的宣传花招马上就会改变态度。然而当体系已濒临崩溃之际，当决定哪种意识形态将在旧世界观破产之后占据主导地位的最后时刻来临时，纠台乌合之众的宣传也可能是必要的。
······冲突线必须划在大众与工业社会的权力精英（政客、科学家、公司上层管理人员、政府官员，等等）之间，而不应划在革命者与大众之间。例如对于革命者来说，谴责美国人的消费习惯是很坏的战略。相反，一般美国人应当被描绘成广告和营销业的受害者，是广告和者销业欺骗他去购买大堆他并不需要的破烂，而相对于他所付出的自由代价来说，这是极其可怜的报偿。两种方式都符合事实。不同之处只是态度：你是归咎于广告业操纵大众，还是归咎于大众允许自已遭到操纵。作为战略，我们要避免责备大众。
结尾的话
在最后一小节，作者承认这篇文章表达上的缺陷，但坚持宣称“我们在此勾画的轮廓大致正确”，全文结束。
在通篇文章中，我们进行了不精确的陈述，以及应该附带各种限定条件与保留的陈述，其中有些可能是错误的。信息的不充分和简明的需要使得我们不可能更准确地系统阐述我们的断言或者列出所有必要的限制。而且这类讨论当然是要依靠直觉判断的。所以我们承认这篇文章表达的只是极为粗陋的近似真理。
卡辛斯基的诉求
《论工业社会及其未来》既是一部反思技术发展与现代工业社会的深刻作品，也是一部极具争议的著作。它提出的思想挑战了传统的技术乐观主义，促使人们重新审视技术进步的代价。我认为，卡辛斯基的主要诉求体现在以下几点（不赞成作者的暴力行为和极端主张）：
技术与人类自由的对立
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侵蚀人类的自由。现代社会为了维持复杂的技术系统，需要严格的控制和监管，这导致了个人自主性和自由的丧失。他主张，工业社会的复杂性使得个人必须遵从系统的需求，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超社会化”与心理压迫
现代社会对个体的过度规范化和道德约束造成“超社会化”现象。这种现象会导致心理上的压迫，使人们感到不安、无力和疏离，因为他们被迫适应社会的标准而不能遵从自己的本性。
技术不可控的自主性
技术的发展具有自主性，一旦启动就难以逆转。他担心技术系统的自我强化特性会使人类越来越无法控制这些系统，最终技术将主宰社会和人类本身。
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冲突
工业社会与自然是对立的。技术的发展破坏了自然环境，同时也割裂了人与自然的联系。他认为，恢复与自然的平衡是实现真正自由的重要途径。
革命性变革的必要性
只有通过彻底的革命性变革，抛弃现代工业技术体系，人类才能重新获得自由和尊严。他主张回归简单、非技术化的生活方式，以避免技术对人类的全面控制。
当局者迷
有种说法认为，人类历史，其实是一部技术史。人类文明不过是技术的载体。王朝建立与覆灭、文明的对抗、杀戮、贸易只不过是其中一系列的小小插曲。
《工业社会及其未来》亦是插曲中的短暂的休止符。
回顾作者举例的 A 先生下棋案例，到今天这个地步，A 先生已经越来越“输不起”了，因为人类的贪欲(欲望)永远无法满足。想想看吧，一个现代人脱离了自来水、电、网络，能够坚持几天？而所有这些，对于生活在几百年前的人们都是不可想象的。好了，现在有这么发达的科技，大家满足了吗？不，远远不够，要更快的网速，更智能的通讯设备、效率更高的机器人······这很好，未来的图景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我怀疑的是，进步的真的是人类吗？
现代工业体系正是利用了人类生物学上的的“劣根性”，只要还有人想要不劳而获或凌驾于他人之上，这个体系就不会消失。它超越意识形态，构造了至高准则，任何尝试摆脱 C 先生(不符合体系规范)的人将被刻上“无用者”或“失败者”的烙印，因此，剩下的人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满足体系的需要，成为一个对体系有用的人，哪怕只作为一枚螺丝钉。
现代工业体系高度依赖科学，而科学的发展方向是极度不确定和不可控的，体系会不会消亡，什么时候消亡，恐怕没人能预测。唯一能确定的是，在这架失控的飞机上，没人希望最后一班的旅客名单上出现自己的名字。